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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丧家狗”争辩的读后感

发布时间:2019-01-12 20:05编辑:历史浏览(120)

      “丧家狗”的训诂问题,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考证问题;但由此引申出来的解释问题,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争

      李零先生的《丧家狗》一书,就像一块大号板砖,砸进泛着“孔子”、“儒家”、“国学”泡沫的那池思想浊水里,顿时波荡鱼惊,口水四溅。争论可分为两个层面:一是考证层面,即“丧家狗”本义的训诂问题;一是解释层面,即将孔夫子称作“丧家狗”的思想立场问题。

      关于“丧家狗”的故事,应区分为两种不同内涵的文本系统。第一种文本以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为代表:

      孔子适郑,与弟子相失。孔子独立郭东门。郑人或谓子贡曰:“东门有人,其颡似尧,其项类皋陶,其肩类子产,然自要(腰)以下不及禹三寸,累累若丧家之狗。”子贡以实告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:“形状未也,而谓似丧家之狗,然哉!然哉!”

      类似记载又见于《白虎通·寿命》、《论衡·骨相》、《孔子家语·困誓》,文辞大同小异,不具引(以上四种文本都已见于屈守元的《韩诗外传笺疏》)。李零即根据这种文本,认为“丧家狗”指无家可归的狗,也就是通俗所说的流浪狗。

      另一种文本仅见于《韩诗外传》:孔子出卫之东门,逆姑布子卿……姑布子卿曰:“得尧之颡,舜之目,禹之颈,皋陶之喙。从前视之,盎盎乎似有王[土]者;从后视之,高肩弱脊,循循固得之,转广一尺四寸,此惟不及四圣者也。”子贡吁然,姑布子卿曰:“子何患焉?癨(面而不恶,葭(醤)喙而不藉,远而望之,羸乎若丧家之狗,子何患焉?”子贡以告孔子,孔子无所辞,独辞丧家狗耳,曰:“丘何敢乎?”子贡曰:“癨(面而不恶,葭(醤)喙而不藉,赐以(已)知之矣。不知丧家狗,何足辞也?”子曰:“赐,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?既敛而椁,布器[席]而祭,顾望无人,意欲施之。上无明王,下无贤[士]方伯。王道衰,政教失,强陵弱,众暴寡,百姓纵心,莫之纲纪。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。丘何敢乎?”

      批评者根据这一文本,认为“丧”指治丧(读sāng),而非丧失(读sàng),“丧家狗”是指治丧人家的狗,而李零的理解是误读。

      双方各有所据,各持一义,但实际上,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隐性前提,即这两种文本中的“丧家狗”的含义应是一致的,非此即彼。但我却有不同想法,我觉得这两种文本中的“丧家狗”各有所指。

      细读两种原始文献,可知《史记》所载的大意是:郑国人觉得孔子的上身有圣王之相,而下身却没有,看上去像“丧家之狗”;孔子则否认自己的形象能跟圣王相比,却认同“丧家之狗”的形容。在此处,“丧家之狗”是贬义,但孔子欣然接受,以示自嘲。从上下文观察,将“丧家之狗”解释为流浪狗,实吻合文献的语境。

      《韩诗外传》所载的大意则是:相者姑布子卿觉得,孔子从前面看像古代圣王,从后面看却不像,远远看上去则像“丧家之狗”;对于自己形象与古代圣王的异同方面,孔子不表示异议,惟独拒绝“丧家狗”的形容。在此处,“丧家之狗”偏于褒义,而孔子反倒拒绝接受,与《史记》所载恰恰相反。

      何以《韩诗外传》中的“丧家之狗”会是褒义?如果它仅仅是指治丧人家的狗,又何可尊可敬之有?对此,我有一个新解:此处的“丧家之狗”,并非指一般的活狗,而是指在丧葬仪式上使用的“刍狗”!按:所谓“刍狗”,即用茅草扎成的假狗,是古人祭祀的用品;在祭祀时显得冠冕堂皇,而祭祀一过,就弃如敝帚。如《庄子·天运》云:“夫刍狗之未陈也,盛以箧衍,巾以文绣,尸祝斋戒以将之;及其已陈也,行者践其首脊,苏者取而爨之而已。”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亦云:“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,文以青黄,绢以绮绣,缠以朱丝,尸祝羫苭,大夫端冕以迎送之;及其已用之后,则壤土草蓟而已,夫有孰贵之?”

      我们且回头再细看《韩诗外传》形容“丧家之狗”的那几句话:“既敛而椁,布席而祭,顾望无人,意欲施之。”末句“意欲施之”的“施”,通“弛”,当指弃置之义。——这是说,在完成丧礼之后,四望无人,就要抛弃掉,此即“丧家之狗”的下场。这不正与《庄子》、《淮南子》所说的“刍狗”若合符节吗?如果是活生生的狗,又何必非要扔掉呢?就因为它只不过是草扎的模型狗啊!

      如此,我们才能真正理解,《韩诗外传》里的孔子何以会拒绝“丧家之狗”这一比喻:因为“丧家之狗”只是假造的“刍狗”,看起来尊贵光鲜,实际上不过暂时利用;而孔子却不愿意像“刍狗”那样,徒有圣人名义而无所作为。至于所谓“王道衰,政教失,强陵弱,众暴寡,百姓纵心,莫之纲纪。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。丘何敢乎”云云,大约是说:在世道混乱失序的时候,人们需要我孔丘这样的人作为“刍狗”,表面上尊之拜之,而一旦时过境迁,则弃之不顾,我哪能当笨伯呢!据《论语·阳货》,孔子曾表示:“吾岂匏瓜也哉?焉能系而不食?”孔子不甘心做虚有其表的匏瓜,当然也不甘心做有名无实的“刍狗”了。

      关于“丧家狗”的两种故事系统,《史记》一系的文本流行较广,当出现在前;而《韩诗外传》只是孤立文本,当形成在后。我猜测:大概因为前一种文本将孔圣人形容为无主之狗,以后尊孔者感到不满(正如现在的新儒家对李零不满一样),遂假造出一种“修正主义”的新文本,同时更偷换概念,勉强地将“丧家之狗”的所指改为“刍狗”。

      因此,《史记》所见的“丧家狗”故事虽不见于《论语》,但至少比《韩诗外传》的文本更可信据;即使那不是绝对可信的孔子“纪实”,也是相对可信的孔子“传闻”。在有限的文献依据中,引用这一“传闻”以复原孔子形象,无可厚非。

      这就意味着,李零对《韩诗外传》文本虽嫌不够重视,但他根据《史记》文本,将“丧家狗”理解为流浪狗,在结论上并无不妥。孔子作为当时从统治阶级中分离出来的游士阶层的代表,喻之为无家可归的狗,不亦宜乎?

      唐德刚在《胡适杂忆》里回忆: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(胡适),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,他等错了街口,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。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,他还未看到我之时,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,真是“惶惶如丧家之犬”!

      唐德刚对胡适的态度,恰近于李零对孔子的态度。唐德刚不将胡适当作圣人或完人,然而胡适自有千秋,“惶惶如丧家之犬”,又何曾有损这位“现代中国的孔夫子”的形象呢?

      在将“丧家狗”解释为流浪狗的前提下,李零更将“丧家狗”当作知识分子的隐喻———“任何怀抱理想,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,都是丧家狗。”这个引申,固然融入了他个人的思想经验,但并未违反原始文本的语境,我以为是一个有意味的精彩引申。

      “丧家狗”的称呼,适合比拟不得志的孔夫子,适合比拟失意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之,适合比拟对现实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,也适合比拟作为思想流派的儒家的历史形象。

      在西汉以前,儒家多不得意于当时,??惶惶,奔走列国,岂非如“丧家狗”乎?后来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儒家才总算被政治招安,从此两千年间,大都成了君主制度的“看门狗”。直到辛亥革命天崩地解,传统帝制终结,儒家无所依附,又从“看门狗”变回“丧家狗”。这是儒家的不幸,也是儒家的幸运:不幸的是丧失了制度依靠,不再有权力作后盾;幸运的是不必依附权势,更容易养成独立的批判精神。

      现代以来的新儒家,如张君劢,如徐复观,皆在文化上坚守中国本位,而在政治上借鉴西方民主,对独裁制度作不平之鸣,正是“丧家狗”式的儒家;相反者如钱穆,为古代的君主专制做辩护士,为当代的独裁者做政治花瓶,则是“看门狗”式的儒家。至于今日大陆的新儒家,鼓吹所谓“政治儒学”、“现代仁道”,思想,意淫政治,盖欲作“看门狗”而不可得者也!

      “丧家狗”的训诂问题,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考证问题;但由“丧家狗”引申出来的解释问题,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争。关于“丧家狗”的争辩,无非是借题发挥,借考证问题发泄其价值拷问,借学术问题显示其思想姿态(亦如明代对《大学》古本问题的考辨,背后实为朱熹、王阳明的思想路线之争)。故训诂问题、考证问题即使可以解决,思想问题、立场问题依然无法调和。胡适在《与柳田圣山论禅宗史书》中说:先生似是一位佛教信徒,似是一位禅宗信徒,而我是一个中国思想史的“学徒”,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。所以我与先生的根本见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。

      同样道理,李零作为一个文献学家,一个非儒非孔的怀疑主义者,与作为信徒的新儒家之间,可谓鸡同鸭讲,是无法真正展开对话的。

      陈明先生批评李零只是“训诂家的眼界”,无法承担解释《论语》的工作。确实,训诂方法不足以完全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,但它至少可以更加接近文本的原始面目,也更加接近古人思想的原貌;相反,由信仰出发的思想讨论,既以信仰始,亦以信仰终,则丝毫无益于文本问题的解决。训诂当然不是目的,不是结束,但却是前提,是基础;没有训诂作为基础,所谓思想不过是沙上之塔。换句话说,没有思想的训诂还是训诂,而没有训诂的思想只不过是信仰而已。

      道术已裂,世论多歧,辨如不辨,了犹未了。我原本只希望能解决一个小小的考证问题,其他的话,终不过是多此一举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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